蔡卞在收到政事堂的指令后，通知高泰明，在大理准备好了各项贡物后，蔡卞与大理使节一道返回东京。

　　蔡卞在准备返回东京，赵佶也在处理此事，一来是通知沿路州县监司对大理使节予以接待，毕竟人家是来进贡的。赵佶觉得大理的贡物还是比较丰厚的，至少比李乾顺要有诚意多了，赵佶想起李乾顺又给章惇手诏，要求枢密院查问此事。二来是赵佶需要恶补一下大宋和大理的往来。

　　于是赵佶指令曾布，下次经筵，进讲大理和本朝的关系。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李格非权侍讲。

　　经筵当日，赵佶御大庆殿，一应礼仪如常，因为这次经筵是讨论国事，而不是论说经义，只有两制以上大臣和相关部门的官员参加。

　　李格非向赵佶详细介绍了大宋的大理的关系发展。一开始大宋对大理是有些恐惧的，不愿收复大理。鉴于唐末南诏侵犯唐朝加速唐亡的深刻历史教训，大宋刚建立不久，宋太祖就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以“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为由准备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965年宋军灭后蜀并大兵压境大渡河，欲乘胜统一云南，但是鉴于唐朝经略云南的失败以及唐末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祸害唐朝极甚，“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自越隽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并导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历史悲剧和教训。

　　太祖皇帝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就是着名的玉斧划疆，倒不能说太祖这个决定是错误。当时的大宋，面对着契丹北汉在北方威胁，南方又有大量的割据政权，根本没有余力对付大理。

　　为了保存实力统一南方割据政权并进行北伐以实现“先南后北”的宏伟战略，大宋停止了向大理的进军。事实证明，大宋初期在国力有限并面临契丹威胁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虽然放弃统一大理国，但基本实现了“先南后北”，“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总体上是明智之举。

　　等到太宗皇帝消灭北汉，结束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雍熙北伐和南征交趾以图恢复汉唐旧疆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宋朝开始实施“守内虚外”国策，基本再无开疆拓土的欲望。

　　真宗朝更是对开疆拓土毫无兴趣，真宗本人更是表示：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己，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如照临之内，忽有叛乱，则须为民除害也。基本上后代帝王都是照此执行的。

　　故而大宋对大理一向十分冷淡，认为大理有可能和昔日的南诏一样，威胁大宋。故而在大宋册封的四十一个藩属国内，并没有大理。在政治上，大宋不给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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