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赵佶笑笑说道：“仁宗皇帝开设经筵本意为何？”

　　曾布笑着说道：“推考其原本，概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故帝王之学，至重也！”

　　曾布拿出一本书来，给赵佶说道：“这是范祖禹《帝学》，对帝王之学和经筵之制，说得极为详细，官家可以作为参照。”

　　曾布走后，赵佶拿起《帝学》认真看起来，这本书算是大宋士大夫们为皇帝制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完美的帝王形象，赵佶决定拿来看看。

　　仔细读了一遍后，赵佶才算对大宋的经筵制度有所了解，士大夫们认为，帝王被视为当时一国之表率，教化天下始于天子，天子如以上率下，则能育物化人、成就治事，北宋文治导向，必然要求帝王本身也应以务学求师为修身之要。

　　更重要的是，大宋从立国以来推崇文治，历代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个士大夫阶层因与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责任感显着增强，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士大夫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接，主人翁意识很强，而这种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也使得他们自身成为了帝王务学修身的监督者，他们积极响应着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举措，同时反过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要求着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读经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来，这种制度的缺陷就一步步显露出来，一是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修，面对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无力抵抗，二是长时间的片面强调文治，文官集团的力量空前强大，武官地位低微，军队毫无战斗力，国家在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故此自神宗起，锐意变法，其中关于经筵，最着名的就是坐立争论。所谓“坐立”，是指讲官在给皇帝讲读经史时的坐立问题。在宋仁宗时期，天圣（1023年）以前，讲读官都是坐着侍奉皇帝读书，景佑（1034年）之后，改为站着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年），仁宗体恤讲读官之不易，需长久为皇帝解说和问询，遂下令只让当天讲读的臣僚站着应对，其他讲读官则可以坐着待命，“讲者立、侍者坐”从此遂为定制。到神宗朝，却发生了“坐立”之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其具体的争论如下：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着等认为，现在讲者立、侍者坐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应当按照乾兴以前的做法，让讲经者坐着，其他侍从站着，即“讲者坐、侍者立”。另外，判太常寺韩维、刁约以及

　　请收藏：https://m.gwylt.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